“目前来看,网络中的数据流动并没有非常明确、统一的规则。而这也是当下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竞争加剧的根源所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江莉副教授以新浪诉脉脉案为例，“司法判决曾对数据流动提出过“三重授权”的原则:在Open API开发合作模式中，数据提供方向第三方开放数据的前提是数据提供方取得用户同意，同时，第三方平台在使用用户信息时还应当明确告知用户其使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再次取得用户的同意。此外司法机关在考虑数据权益的分配时，还要考虑用户、在先企业、在后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同的数据类型、数据流动是不是有利于行业发展，是否有利于促进互联网信息流动等综合性因素。”

      “平台规制的立法思路，其实体现的就是立法者的价值主张，是用户优先,还是产业更为优先。”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看来，对于平台的规制,在立法时更需要做好产业发展与用户权益之间的平衡。近年来,平台间的竞争加剧，“二选一”的问题突出,引发各方关注。“谈及平台竞争‘二选一’的问题，很正当的就想到互联网领域的‘二选一’‘独家交易’行为是《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禁止的，但该法规制的是电子商务经营者，腾讯头条微信飞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体，会有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对于平台屏蔽其他平台的链接等行为,如果主管部门给出一个暂停的要求,这种主导性的作用与对未来行为的引导,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提到，通过数据垄断与流量垄断，互联网平台将实现垄断的自我强化，且在自我强化后,互联网平台还会形成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垄断。需要注意的是，上下游市场的垄断如果进一步强化将可能破坏创新创业的环境，同时存在着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潜在风险。对此,他强调,在国家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将一些平台视为基础设施，例如，把一些软性平台基础设施化，同时加强数据保护和数据共享机制，并基于平台的行为对平台垄断问题进行动态的监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韩伟看来，自我优待并不必然构成支配地位滥用，需在个案中进行效果测试。针对自我优待行为，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梳理的重要问题包括：自我优待是否构成独立的滥用行为类型？自我优待是否以必需设施理论的适用为前提？

     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看来，不能单看数据之间的竞争，在观察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数据产品和服务差异性的考量。数据问题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未来是不是要用反垄断法规制它，持有保留态度。我国有不少特色的治理方式，比如协调或者约谈，当下，可以加强这些柔性的监管，等待理论形成共识，再把它纳入法律框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熊鸿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尽快建立分类、分领域、分阶段的监管模式和标准规范，这在熊鸿儒看来，是当前监管政策亟需强化的重要任务。对于符合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但存在竞争不公平、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的，应及时加强执法，维护市场秩序；对潜在风险大、可能造成严重社会隐患的，应及时从严监管，同时加强风险预警，加快完善相关立法和部门规章。

     互联网经济，使得市场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超级巨头跨界实施控制也变成成本极低的行为。通过对于用户、数据和流量资源的控制和运用，社交软件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越了社交市场，电商平台的市场力量也可能远远不仅限于电商领域。从微信对淘宝、快的打车、抖音、钉钉、多闪、飞书等应用持续的“封杀”和顺丰菜鸟的强势对杠以邮管局居中调停暂停等事件可以看出，通过利用用户和其他经营者的依赖性，轻易跨越自己原有市场，进入新兴领域，对于超级平台来说，越来越成为驾轻就熟的“套路”。

     反垄断法规则如果对此视而不见，而依然秉持具体而微的相关市场界定讨论原则，则将必然无法回应互联网市场竞争发展的需求。对此如果长期采取不加干预的姿态，长远来看，对于开放的互联网来说，会形成何种阻抑效果，甚至导致互联网走向封闭，抑制创新，是一个战略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核心命题，也是进行国际竞争、促进新经济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性命题。